“中考就是人生分水岭”，这句家长间流传的感慨，道尽了初中分流带来的集体焦虑。近年来，中职向综合高中转型的试点推进，无疑为缓解这份焦虑注入了一剂 “强心针”—— 弹性学籍、普职课程融合、学位供给增加等举措，让不少临界分数段学生看到了 “二次选择” 的希望。但当试点走向深入，职普融通表面化、区域资源失衡等问题逐渐凸显，若不及时破解，转型恐难真正打破 “普高优先、职教次之” 的固有困局。
不可否认，转型带来的改变值得肯定。四川天府新区综合高中设立 3 次学籍转换窗口，近三年超 170 名学生实现职普互转；广州 2025 年将综合高中班扩招至 1514 人，让低于传统普高线 8 分的学生也能拿到普高学籍；宁波一年间将试点校从 8 所扩至 22 所，招生规模翻三倍…… 这些实践用 “看得见的变化” 证明，转型能通过重构升学通道、优化资源配置，为分流焦虑 “降温”。尤其在县域地区，《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》推动中职闲置资源转化为普高学位，让农村家庭不必再为 “差几分上不了普高” 愁眉不展，这种 “雪中送炭” 的成效，正是转型的核心价值所在。
然而，欢呼声中更需警惕 “伪融合” 的隐忧。走访多地试点校发现，“前期融合、后期分流” 已成普遍现象 —— 高一还能看到普高生走进实训室，临近高考，职教课程却成了 “边缘选项”；部分中职校为追求升学率，甚至缩短实训时间、压缩技能课程，临颍县职教中心就因 “重文化课轻技能”，导致学生技能不达标，既无法满足企业需求，也背离了职业教育的初衷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这种 “职教普高化” 倾向背后，是 “普高优于职教” 的社会认知惯性在作祟。山东虽明确职普互转制度，但 “中职转普高需额外考试” 的规定，实质强化了两者的层级差异；企业招聘中，综合高中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比职高低 12 个百分点，且多集中在低薪岗位，这样的现实落差，让家长仍把普高视为 “最优解”，分流焦虑自然难以根除。
更深层的矛盾，在于制度衔接的 “断层”。职业教育上升通道狭窄，是家长抗拒职教的关键原因。目前全国中职、高职、职业本科在校生比例为 30:43:1，职业本科仅 51 所，职教高考本科录取率远低于普通高考。即便西安某综合高中创造了 “3000 人升本科” 的亮眼成绩，也只是个案，无法覆盖全国。当 “走职教路难上本科” 的现实未变，即便综合高中提供了选择，家长和学生仍会本能地向普高倾斜，转型的缓解作用也会大打折扣。
要让中职转型真正破解分流焦虑，不能只停留在 “形式创新”，更需推动教育生态的系统性重构。一方面，课程改革要打破 “分阶段融合” 的局限，将职业技能培养融入高中三年全程，参考山东 “学分银行” 制度，实现职普学分跨校互认，让 “普转职” 学生也能凭技能获得发展；另一方面，资源投入需向县域和中西部倾斜，通过省级统筹补充 “双师型” 教师和实训设备，避免转型红利只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。更关键的是，要通过扩大职业本科规模、推动 “产科教融合” 提升职教吸引力 —— 当比亚迪这样的企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，当技能人才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显著提高，当 “普转职” 学生也能凭技能成才（如设计运输标志获行业认可的文景然），“职高不如普高” 的偏见才能真正消解。
初中分流焦虑，本质是对 “教育公平” 和 “发展机会” 的担忧。中职向综合高中转型，是破解焦虑的重要一步，但绝非终点。唯有打破职普二元壁垒、畅通上升通道、扭转社会认知，让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获得同等发展机会，才能真正实现 “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”，分流焦虑也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。
